第一眼看到奥逊·威尔斯的照片时我就笑了。那哪里有一丁点儿天才的样子，很胖，简直比希区柯克还胖。如果有人在照片下面写上一行字，说那是某某国营食堂的管理员，我也不会怀疑。照片是奥逊·威尔斯二十几岁的时拍的，那时候他已经拍完《公民凯恩》，和丽塔·海华斯结婚了。关于他的数种传闻大概也都出自于此前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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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8年德朗克夫拍摄出第一部影片起，一直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爆发，俄国电影都没有能够发展出什么规模，也少有杰作可资一论。革命爆发之后，早期的一些电影工作者因为战争的原因而流亡国外，俄国本土的电影生产更加衰败。刚刚产生的苏联政权也没有可能立即使电影事业繁荣起来。苏联电影的真正起步，应该从1919年列宁签署的一项法令开始。这位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要将沙皇俄国的电影企业全部收归国有。而1922年的号召则成为苏联电影迅速崛起的兴奋剂。在这一年年初，列宁发布了一个“列宁比率”，认为电影节目中的娱乐和教育成分应该平衡，并号召电影界积极创作，因为“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列宁的号召成为苏联电影的行动纲领。这句被人频繁引证的话实际上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从电影生产的角度来说，来自于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唯一合法的意识形态的倡导，无疑对苏联电影生产的强大鼓舞，或者说是强制要求；从电影传播的角度来看，苏联电影必须承担起它的宣传教育责任，成为苏联版的载道之文。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介，它需要在意识形态指导下展开对于革命合法化的论证，歌颂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一个伟大阶级，并且在某些时候成为政治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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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贾樟柯此前的影片相比，角色的社会身份并没有发生变化，《世界》中的“北漂”和民工们依然是底层人物，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底层同时还是边缘。他们在夹缝之中带有了痛切的感受。成太生对赵小桃说，当他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就下定决心在这里混出个模样。这个模样的规定尺寸只能有谎言来衡量。是匍匐着前进？还是昂扬地碰壁？谎言即处方，患者酌情服用。 [阅读全文]

在1979年2月12日的夜空中，属于让·雷诺阿的那一颗星辰熄灭了。他从此于灿烂和喧嚣中退场，沉默于历史的烟尘之中，最终成为化石，或者珍宝——我们赖以看见温暖的往日。无论是单薄的镜头，还是苍白的文字，都无法记录他的履历。一个让·雷诺阿从人间回到了天堂，另一个让·雷诺阿从天堂回到了人间，他的丰富和伟大让我手足无措。我永远不能象贝尔托鲁奇那样去亲吻他的头顶，“恍如闻见我六七岁时祖父头上的气息”（Jean. Renoir. Letters. Faber-Faber, London-Boston, 1994）。我在纸上排开他的作品序列，如同看见他在上帝的周围盘旋——他从不曾带来箴言和福音，却那么多次地用指尖敲响了灵魂。 [阅读全文]

当奥斯卡将挂在脖子上十七年的锡鼓扔进坟墓时，这个二十岁的怀疑者宣布了自己的失败。他服从了外祖母的意见，被送上开往西方新世界的列车。在列车即将启动的时刻，奥斯卡在车门前回头，面向拥挤的人群声嘶力竭地叫喊“爸爸”。而我们知道，奥斯卡的父亲已经死去。事实上，奥斯卡的父亲在影片中始终是一个模糊的指向，我们不能确定这个代表着成人世界的家长权威，到底是他母亲的情人布朗斯基，还是他母亲的丈夫阿尔法德。当奥斯卡回头呼喊的时候，连这两个选择的可能也都不复存在了——布朗斯基被德军枪决，阿尔法德被苏军击毙。奥斯卡对父亲的呼唤，在这里成为多重的隐喻。它是奥斯卡向成人世界屈服与认可的标志——从此之后，二十岁的奥斯卡将开始长大，接受他曾拒绝的世界，认可他所怀疑的秩序，在象征着崭新起点的西方世界之中，以秩序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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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除了郝舫的乐评之外，我还喜欢看颜峻的，书架上现在还摆着他的一本书，叫《燃烧的噪音》，放在郝舫的《伤花怒放》旁边。那本书花了我二十二块钱，一分都没少。书的扉页上印着四个字，“献给乔颖”。我不知道乔颖是谁，我只知道颜峻的一些，比如他兰州人，他开过一个叫“乌鸦”的音乐专门店，1999年夏天我看到的《芙蓉》上连载的《北京新声》也是他做的……这些只是我的兴趣，别的我可以不加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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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不是好惹的，在电影里也不好惹，说得太厉害，人民群众要害怕，说得太窝囊，人民群众嫌虚假。电视剧里拿贼作戏的多，那些扰乱社会治安的坏分子是清一色的公式符号，用来论证人民警察德艺双馨智勇双全的美好品质。拿贼说事的电影不多，近几来大概也只有贾樟柯的《小武》和冯小刚的《天下无贼》值得一提。 [阅读全文]

这时候再说《孔雀》，好象有点晚了，好在我的文字从来都没有别人的卖钱，写着高兴，或者写着难过，都是我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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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如此喋喋不休地写下这样长篇的文字，实在是有感而发。在这个信息倍增的时代，垃圾也以同样的速率倍增。关于电影的垃圾同样如此。在上海某高校女教师大皇皇大著《非常*·非常*》中，该老师不过卖弄了一些我们看不到的电影而已，戴了一顶香港博士帽子的该老师，在翻译李欧梵先生的《上海摩登》时，竟然连Nationalist是“国民党”的意思都不知道，而翻译成“民族主义者”，意为“维特式主人公”意思的western hero，竟被捏造为“西式主人公”，该老师的影评却是万众瞩目的星汉。被称为中国影迷第一刊的《*电影》中，有人撰文评论《杀死比尔》，说那个造剑的日本人藏身市井，是一种中国儒家文化的象征，可怜这第一刊的知名撰告人竟然无知到连儒家道家最起码的区分都不知道的地步。在西祠某版上张扬的某先生，就是有一个很长很怪异名字的那个，红编了网络影评地盘，却是靠一些以女性下半身器官名称做题目的噱头，不是泌尿系统系统，就是生殖系统，翻检了一遍该先生的文章，才发现这个热中于下半身的先生的大作，不过是自己下半身失禁的随意产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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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不认为天才在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就随身携带着光芒，而且他们在日后暴露出来的才情也不是时刻都锋利无比，比如牛顿，当他坐在树下的时候，谁敢保证他没有想要吃树上的苹果，而仅仅是在思索脚下那充满奥妙的世界？有趣的是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萨杜尔就曾以砸到牛顿头上的苹果来比喻梅里爱的一次绝妙的灵感降临。关于这件事情，我们留在讨论梅里爱电影的时候再谈，先来说说这个魔术师和卢米埃尔之间的事情。 [阅读全文]